论文不是科研收割和掠食的工具

作者简介：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博士生导师。

来源：原刊于《环球时报》2020年2月27日第14版

论文不是科研收割和掠食的工具

支振锋

继上月底发文要求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湖北省科技厅：参研人员不要把精力放在发表论文上）），科技部又分别会同财政部和教育部，研究制定了《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和《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破除“科技评价中过度看重论文数量多少、影响因子高低，忽视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等‘唯论文’不良导向”。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不仅是我国疫情防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测试出了我国科研评价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正如1月29日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一文所引发的讨论，在举国同心、勠力抗疫之时，科学家和疾控专家的职责是什么，科学研究的初心是什么，论文发表是为了什么？病毒汹汹，不仅提出了如何进行疫情防控的现实问题，也拷问了我国科研管理体系和研究伦理所存在的问题。

由中国疾控中心领衔，包括湖北省疾控中心、香港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专业人员共同完成，共同作者包括中科院院士和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的这篇论文，对武汉市截至2020年1月22日最先确诊的425例病患的人口特征、暴露史、疾病史进行了分析，认为有证据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在亲密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这个结论却导致广泛争议。无论是论文中，还是中国疾控中心1月31日对质疑的回应中，都没有交代清楚，作者团队是何时判断出来“人传人”的。正是这一点，放大了公众对疫情“瞒报”的猜疑。而且，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期，这些重任在肩的科学家、医学人士竟然不是抢救人命而是“抢发论文”，也引发公众对他们科研伦理的怀疑。

实事求是地讲，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是否应该及时在学术刊物发表调查结果，使全世界专业人员以最快捷的方式参与病毒研究，及时了解疾病的特征，了解新型冠状病毒的致病机理和传染机制，共同评估和研判疫情，从而改进防控策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应该交由专业人士进行判断。疫情“瞒报”的问题，也应该在事后由有关部门进行专门的调查。但“抢发论文”和对外国期刊过度迷信所暴露出来的我国科研评价体系和利益分配机制所存在的缺陷，的确值得关注。

我国当前科研管理和评价体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论文”，这是“科研成果”最重要的形式；两个基本点是科研管理的两大抓手，一是“项目”，一是“职称”。论文是“硬通货”，一端连着项目，一端连着职称。有了论文就可以申请更多项目，做项目可以发表更多论文，论文多了就可以职称晋级。至于“万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人才帽子”，所长、院长、会长等学术界的领导位子，以及各种学术评奖，常常可以通约为论文。而发表论文的期刊是分等级的，一般是“权威”胜过“核心”，国外优于国内。如果有几篇国外、权威期刊的论文，那就更不得了，位子、帽子、票子，简直唾手可得。

可以看到，国家重大课题和奖项、科研职称评定和绩效、科研领导岗位和荣誉，基本上都是以论文为基础进行分配的。这样的科研管理模式，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关于论文数量统计的数字游戏，它鲜明的特色是行政管理主导，重“经费”不重“科研”，重“管理”不重“成果”，重“结果”不重“过程”。不管是国家投入还是企业投入，无论有没有合同约定，经费入了账就都成“公款”，必须严格按照“预算”，合规支出。项目出了论文，结项评审一团和气，发表评审则交给编辑。经费没问题，项目有论文，万事大吉！科研管理就是给论文“数数儿”，然后按数目发放好处和待遇，多简单？于是，论文出项目和帽子，项目和帽子出论文，循环往复。科研伦理全凭自觉，辛苦守着实验盯数据的研究生，往往是论文背后的“隐形人”。

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为了“职称”，许多跟论文基本不沾边的行当也必须“发论文”。中小学老师、执业医师，光课上的好不行，病看的好也不够，得发论文才能评职称。而且情况非常普遍，就连单位里的会计都要发论文评职称。有人为了发“论文”或者生编乱造，或者找人代笔，一地鸡毛。科学家对科研管理没有话语权，科研人员也受不到尊重。结果就是，学术界功利主义和洋刊崇拜盛行，为了待遇和好处，忘了科研的初心，连“汉芯”造假这样的是丑事都干得出。抢数据、抢发文，不断给洋刊输送金钱、数据和智慧，已经习以为常。最终，不易出论文的基础研究日益薄弱，中国科技期刊无法崛起，象牙塔弥漫着权力崇拜，学霸、学阀不断涌现，学术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科学研究始终无法彻底摆脱对国外的依附，甚至影响到了国家的科技安全。

常听老一辈学者回忆，二十多年前，经费不多，但大家认真写书，小心作文。如今，在“出版资助”的滚滚金潮下，“出书”已经毫无神圣，滥了大街。那个时候知识分子较为纯真，就是因为科研“管理”不多，做学问主要靠情怀和自觉，专家能在专业上自主，从而形成了较为健康的学术共同体，符合学术规律和科研规律。而“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过于行政化的管理，扭曲了科研的评价体系与利益分配，复杂化了学术界的人际关系。大家争相通过论文来收割和掠食，自然乱象丛生。

得益于近年来国家对科研的重视和大手笔投入，近年来我国自然科学领域在国际发文量已经几乎可以比肩美国。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如果我国要真正成为科学强国，就不仅要鼓励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更要有一个尊重科研人员主体地位，符合学术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和管理机制。

（执行主编：丁文婕）